1963年开始与通信结缘的谢麟振，在从事28载通信类教学和科研之后，投身政府。1994年至2002年这段移动通信最具成长意义时期，他先后担任电子工业部通信与系统装备司副司长和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司副司长，参与推动了中国联通的组建、上市及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竞合关系，推进了CDMA网络的建设及其发展，也扶植了包括波导、TCL、康佳、CECT等一批国产手机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在见证了移动运营企业、手机制造企业迅猛发展的全程后，谢麟振在他63岁的那年接任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一职，原因无他。谢麟振说，那是他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领域，更是他“移动通信”情感最能得以释放的属地。

竞合变奏曲

谢麟振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1998年8月20日，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司副司长，信息产业部召开第一次部长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移动通信的发展。

“因为之前中国联通隶属原电子部，中国移动则隶属原邮电部，而当时监管部门主要是邮电部，这层监管关系相对复杂。”谢麟振说，“这层复杂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九届全国人大决定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

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它对包括中国移动、联通等在内的电信业履行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对电信企业进行直接管理。

谢麟振认为，信息产业部的成立改变了两家运营商的竞合关系，更改变了中国联通的命运。“之前，两家运营商的关系是剑拔弩张型，互联互通问题非常严重。”

谢麟振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邮电分营后“电信”正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并以平等的竞争主体身份独立参与竞争。

而当时正蓄势待发的移动通信最为受益。“1991年我国移动用户仅有5万，1994年发展到150万。但从1998年开始，移动用户的发展基本实现一年翻一番的态势，到2001年9月份移动用户已突破一亿户大关。而我国电信规划部门于1991年所做的预测到2000年移动用户数仅为45万。”

谢麟振强调，如果不是两家移动运营商形成良性竞争关系，市场再大也不会结出那样的硕果。

“到2001年11月，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签订了电信网间互联及结算协议，移动运营企业的竞合关系已是水到渠成。”

新制式的别名叫“牺牲”

但进入2002年后，联通的脚步明显慢了下来。

“联通从2001年起开展了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建设工作，在短短7个月时间之内就建成了一个具有世界第一大容量的CDMA网络，它虽然让世人惊叹不已，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联通的发展。”

谢麟振回忆当时联通的发展情况说，在联通决定上马CDMA之前，联通G网发展得已经非常不错，在2001年大概拥有5000万用户，差不多是整个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一半。但在建设C网之后，联通不得不将精力放在C网的网络覆盖、用户发展上。

然而，网络覆盖需要时间去完善，C网的终端也不如G网那样丰富。它与用户一看网络，二看终端的选择相差甚远。更致命的是，联通在C网上的全力投入更分散了G网的发展。

“政府让联通上马CDMA反而让其竞争力大大削弱，这种结果并非是主管部门希望看到的。”谢麟振表示，“引进CDMA是因为它比GSM技术更为先进，信息产业部也希望给新兴运营商联通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但事实证明，移动通信本身的发展并非单纯的技术本身能够控制，还要综合地看市场、用户认知度、全球移动通信的环境等。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谢麟振说，联通上马CDMA给电信业敲响了警钟，它说明一种新制式的发展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一些企业的牺牲。

如何走出这样的桎梏?谢麟振建议，政府应在多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特别是在资金方面，如此才能确保新制式迅速发展、壮大。

技术与需求的甜蜜结合

谢麟振曾在多个场合赞叹移动通信产业是人类社会产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移动通信产业用20年的时间，发展了33亿用户，占全球的半数人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移动电话这个高度集成的高科技产品刚好迎合了人们的需求，才产生了如此奇迹，它是技术和需求最甜蜜的结合。”

谢麟振表示，在创造人类产业发展奇迹的进程中，中国移动通信的崛起应该说是这个奇迹中的一大事件。中国移动通信20年，6.3亿秒，平均每1.2秒就增加一个新用户。这种巨变，不仅仅是移动通信行业自身的改变，更影响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辐射到与信息相关的各行各业，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

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手机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称——大哥大。一部大哥大要上万元，通话费也十分昂贵，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用得起的奢侈品。经过20年的发展，到2006年底，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35.3%，随处可见用手机沟通信息的人士，偏远山区的农民也用移动电话连通了外面的世界。